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让一种从远古时代就已经无处不在的疗法，保持着无人知晓、没有名称甚至直到最近才被人们认识到的状况？这是个巨大的疑团。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这是唯一的一种，在所有社会和文化当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的治疗方法。

上面讨论的治疗不是某种特定的药物，手术，植物或草药。相反，作者说的是“安慰剂”。

事实上，医疗治疗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安慰剂的编年史。当接受到科学审视后，绝大多数治疗都没有本质上的治疗价值；患者从安慰剂效应中获益。尽管有这些好处，但“安慰剂”一词带有不太好的暗示。拉丁文为“我应该感到高兴/欣慰”，这是基督教信徒对死者的第一句祷告语。在12世纪，晚祷通常被称为安慰剂。到了14世纪，这个词已经带了世俗和轻蔑的含义，暗示着奉承者或谄媚者。当这个词在18世纪后期进入医学术语时，大家就不再继续使用原有的负面含义了。安慰剂被定义为取悦患者而不是让他们受到治疗的药物。在现代，不具备药理活性的“药物”也会被定义为安慰剂。

安慰剂这个词经常与欺骗，假装和无效联系在一起。但是，真正让医疗卫生界对安慰剂感到深恶痛绝的，反而是因为安慰剂有效。安慰剂能够缓解患者各种各样的病症[2]。正因为安慰剂有效，我们珍视的疗法被怀疑、新疗法的开发被拖累，从业者的生计还受到了威胁。

安慰剂经常被定义为没有疗效的治疗方法，比如糖丸。但是，如果我们转过头来看看研究和临床情境下安慰剂是如何被使用的，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更全面的定义。安慰剂涵盖了任何治疗或康复情况下所有的常见元素：一个被认可的治疗者、评估、诊断、预后、合理的治疗以及最重要——人们对于痊愈的信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安慰剂效应可以被认为是对治疗或痊愈情况的共同因素的反应[3]。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安慰剂效应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了解了安慰剂效应的机制以及如何应用安慰剂效应来增加传统治疗的益处。

而且，过去十年的研究得到了共同的结论：安慰剂对于治疗效果有显著影响，尤其是良好的医患关系，能够促进安慰剂发挥效应[8]。显然，安慰剂效应已经不仅仅是新疗法评估的干扰因素了，它已经成为了值得研究和应用的变量。遗憾的是，大部分临床实践没能利用上这些进展。

安慰剂似乎对疼痛，心理痛苦以及消沉这些主观症状最有影响。那么，就不难理解安慰剂对某些精神疾病异常有效了。

一个规范的办公室或者诊所都能唤起患者对痊愈的信心。

一个看起来像是大夫的人出现，就会让患者感到自己可以把自己交给这个可靠的行家。

医生对病人认真的检查、积极的关怀以及满怀希望感的帮助都能让病人感到痛苦减轻，有元分析证明，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助于精神科病人的康复。

对于有些疾病，患者使用了什么药物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不是认为这些药物会有效，如果他们认为有效（或者告知他们，他们的治疗是有效的），那么即便是安慰剂也有效；如果他们认为无效（或者不告诉他们任何信息），那么即便是写入治疗指南的标准治疗方案也无效。

很多患者可能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不愿意接受标准治疗（是药三分毒的理念真是深入人心），这时候可以考虑推荐一些无害的替代疗法作为安慰剂治疗，吃某种特定的食物、按摩、使用某种特殊的无害材料制作的杯子喝水等等。

对于某些特定问题（例如ADHD），可以采用安慰剂-有效药物交替使用的方法降低副作用，这样治疗效果与采用全剂量药物治疗相仿，而副作用减半。

精神病实践中可能存在一些情况，故意将安慰剂作为治疗处方，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些情况。但更常见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助于安慰剂效应的因素可以应用于增强任何治疗的效果。如果有意识地将安慰剂效应作为常规临床护理的标准辅助手段，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可能效果是最佳的。

治疗情境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统称为安慰剂，是一种强大的疾病解毒剂，其中一些治疗成分在临床上没有特殊活动的情况下发挥其影响：

全面的评估是最能减少困扰并激发自信的共同治疗元素之一。评估的质量与患者对医疗待遇的满意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可以影响他们遭受的残疾程度[3][12][13][14][15]。

尽管进行有效的精神病学访谈的指导方针已经存在了近100年，但精神病学家在获取完整和准确信息的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建立融洽的关系，给病人他们被倾听的感觉，并提供一个全面的评估。患者认为临床医生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反应程度取决于他们的观点，他们对时间的投入程度。（我们可以从）非言语行为中了解到临床医生（是否）正在全神贯注的工作。在访谈过程中，像不接电话这样简单的事情（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访谈和治疗过程中，有很多心理健康专家会打电话给你），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临床医生对病人问题的重视程度[3]。

治疗情境本身提供了安慰，减轻了痛苦，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给予了安慰剂效应的一些好处，这种理念和良好的临床态度的重要性一样被铭记在这样的观念中。许多人认为以下并非必需的：医生对病人如此周到的关心、积极的关怀和乐观——深受病人的重视——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事实证明，这种关怀行为有助于治疗。对许多人来说，治疗情况的愈合性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和对效率和成本效益的要求的提高，精神病学家能够投入到病人身上的时间已经减少了。第三方付款人需要证据，除了直觉和常识之外，诊断程序和治疗方法也有一些用处，确实如此。

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治疗情况的共同组成部分有益？[3]更具体地说，医患关系的质量和患者对治疗性接触的感受是否促进了康复？一些研究表明，医患关系对症状缓解有明显影响[16]。

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汇集了47项研究的结果，以检验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小到中等的联系：更多的信任与更大的改善相关[18]。良好的医患关系有可能提高期望值。然而，积极的治疗关系也可能具有内在舒缓作用，并可减少独立于期望的痛苦或功能障碍。不管确切的机制如何，这些研究都值得关注。我们都认为，尊重和善待病人在伦理上是很重要的。研究表明，这种行为也有助于恢复。

预期改善对治疗结果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是以安慰剂效应研究为基础的。研究表明，人们期望经历的治疗结果对他们的实际经历有很大的影响。

并不罕见地，与药物的药理活性相比，期望对临床结果的影响更大。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患者对治疗的信念可能与实际接受的药物治疗相比有更强的临床结果相关性。”

希望使用所有治疗工具的精神科医生必须关注并管理患者的期望。引导患者期望的一部分是彻底评估患者对各种治疗效果的信念。如果病人的叔叔说某种药物是治疗焦虑症的灵丹妙药，病人认为这是真的，那么这种期望就必须考虑进去。相比于传统疗法，很多患者更喜欢替代疗法。只要没有理由认为替代疗法会造成伤害，妥协就可能是合理的。

在一个真的安慰剂（例如糖丸）可能适合作为治疗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一些有限的情况。这些情况包括安慰剂和常规治疗提供了类似的结果，并且患者不愿意服用常规药物，或者当没有有效的常规治疗时。安慰剂的欺骗性处方（提供安慰剂并将其称为药物）具有悠久的历史，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认为是符合伦理的，并由医疗机构推荐。这种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是不诚实的，并且侵犯了患者的自主权。因为普遍认为公开给予的安慰剂是无效的，安慰剂治疗的结束似乎就在眼前。然而，有趣的证据表明，即使患者知道他们正在服用安慰剂，安慰剂仍可能有效。

这些研究大多是小规模的，有的是无控制。然而，它们一致表明，用非欺骗性的安慰剂可以改善症状，并且比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有更大程度的改善。

安慰剂效应为无害替代疗法提供了合理基础，而这种疗法并没有内在的治疗价值。可以推荐给那些喜欢和相信替代疗法（草药化合物，按摩，磁性材料，顺势疗法等）有效的患者，这些治疗方法可以调动安慰剂的反应。

开出一种安慰剂，以获得有条件化药物反应，具有巨大但尚未开发的临床潜力。动物和人类的研究表明，从免疫抑制到运动刺激的各种药物反应可以被条件反射（施用与药物相关的中性刺激，例如药丸或注射剂本身可以引起药物作用）。在许多调理或剂量延长模型中，由于反复接触于特定媒介中给予的药物，对真实药物的特定反应（例如止痛剂后的疼痛缓解）首先被条件作用了。然后，治疗转向包含真正药物的一些剂量和一些包含安慰剂的剂量。由于药物反应已经得到了条件作用，人们对同一服用安慰剂的反应将反映药物反应。考虑到无处不在的消退（这是行为主义术语：当条刺激单独在重复试验中呈现时，条件反射减弱），活性药物通常仅在部分强化的时间表上用特定剂量的安慰剂代替。

这些类型的条件作用模型对于精神病学具有很大的希望，特别是物质使用障碍（见方框）[30][31]。他们认为，提供药物较少的综合干预的治疗方案有时可能和标准治疗方案一样有效。这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策略。